在当今税收征管实践中，查账征收作为税收征收管理的一般核心原则，而核定征收则被视为一种例外性的补救措施，主要适用于纳税人账目混乱、资料缺失等无法准确查实应税事实的情形。然而，当税务机关因这些原因对纳税人适用核定征收方式核定税款时，一个备受争议的法律问题随之浮现：税务机关是否还能同时认定纳税人构成“偷税”，并据此施以行政处罚甚至移送刑事追究？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税法理论中“推定课税事实”与行政处罚法“以事实为依据确定违法事实”之间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核定征收的适用前提正是税务机关承认无法查清纳税人的真实账务和经营数据，只能通过行业平均率等推定方法计算税款；另一方面，偷税的认定，尤其是涉及行政罚款或刑事责任的定性，必须严格遵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行政处罚原则。这种“模糊推定”的征收基础与“精确确定”的处罚要求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逻辑冲突？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正反两方观点、典型司法与行政案例，以及实务破局思路，旨在为税务从业者、企业财务人员及律师提供更全面、更精确的参考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征收方式与违法定性的逻辑分野与现实背景

首先，我们需明确本文讨论的特定语境。本文不涉及企业通过虚假手段在税收优惠地区主动申请核定征收以逃避税款的情形，而是聚焦于企业因内部管理失当（如会计人员流动频繁、历史账务遗留问题、凭证保管不当）导致账目混乱、成本资料残缺，从而使税务机关在稽查期内无法核实其真实经营成本，只能依法依据《税收征管法》第35条对企业采取核定征收的场景。

在这一场景下，核心矛盾凸显：税务机关既然已适用核定征收，即默认了“查账不清”的现实，又如何能逻辑自洽地适用《税收征管法》第63条第一款，认定纳税人存在“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会计凭证、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等偷税行为，并据此计算偷税数额？

上述矛盾并不是笔者纯理论的分析，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这一矛盾。并非纯理论推演，而是源于税收实务中的多重压力，。一方面税务，税务机关为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往往倾向于从严认定偷税，以震慑潜在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纳税人及法院则强调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要求偷税认定必须有确凿证据支持，而非基于推定税款的“倒推”。实践中，已经发生了多起此类存在争议的案件。

目前，实务界对此形成了鲜明对立的正反两方观点，我们将逐一剖析。

二、正方观点：税务机关核定征收并不阻却偷税的认定

（一）法理依据：征收方式与法律责任并行不悖。

持此观点的税务机关和法律人士认为，核定征收与偷税认定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

首先，1.核定征收是“手段”：核定征收的本质是“保障税款入库的补救性手段”。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当纳税人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难以查账，或未按规定设置账簿时，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这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的行政推定权，旨在防止税款流失，而非对纳税人违法行为的“豁免”。

其次，2.偷税是“行为定性”：偷税认定聚焦于“违法手段+少缴后果”的构成要件。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只要纳税人实施了列举的违法行为（如隐匿收入、销毁凭证、多列支出），并导致不缴或少缴税款，即构成偷税。主观故意往往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得出，无需额外证明。

据此，正方逻辑的核心在于：如果纳税人故意通过销毁账簿、隐匿资料等方式制造“账目混乱”，从而迫使税务机关采用核定征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偷税的典型表现。如果因核定征收而免除偷税责任，将鼓励纳税人“故意乱账”以逃避处罚，违背税法公平正义原则。更重要的是，核定出的税款差额完全可以作为偷税数额的计算基础，因为偷税数额本质上是“应缴税款－实缴税款”的差额，而核定税款即是对“应缴税款”的合法推定。

（二）典型案例解析：正方观点在实务中的应用

2025年8月中国税务报公布了一则税案，吉林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发现涉案企业账簿设置不规范，收入明细账存在，但成本费用核算严重混乱，无法准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稽查中，税务机关通过银行流水和第三方数据发现企业隐匿销售收入超3500万元。税务机关认为尽管对企业所得税采取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但隐匿收入的行为被认定为偷税。因此要求企业补缴税款并处一倍罚款，纳税人行政复议和诉讼均败诉。

此案表明，即使所得税的计算依据是核定征收“推算”出来的，但只要纳税人隐匿收入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被查实，且该行为导致了最终核定税额低于应缴税额，偷税定性依然成立。

三、反方观点：核定征收下认定偷税缺乏事实基础与证据确凿性——法院与部分税务机关的审慎态度

反方观点则强调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认为核定征收本质上是“证据不足下的推定”，无法作为偷税认定的“确凿基石”。这一立场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凸显，尤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下。

（一）法理依据：推定事实不能支撑处罚确定性

1.证据充分性不足。《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条要求处罚必须基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核定征收依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往往采用行业平均利润率等“合理推测”，具有或然性和主观性。用这种“推测税额”证明纳税人“确凿偷逃了多少税款”，逻辑上存在瑕疵，可能违反比例原则。

2.主观故意缺失。在核定征收（尤其是定期定额）模式下，纳税人按税务机关核定税额申报，通常认为已履行义务，缺乏“故意逃税”的主观心态。国家税务总局曾在批复中间接承认偷税需主观故意（参考2021年批复）。

3.信赖保护原则。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的征收方式产生合理信赖，突然倒追偷税，违反《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尤其在长期执行核定模式的情况下。反方还引用《刑法》第二百零一条（逃税罪），强调刑事定罪需“确凿证据”，核定税款仅为间接证据，无法支撑定罪。

（二）典型案例一：法院撤销偷税定性案

某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与某自治州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管理一审行政判决书中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反方观点。

2009年11月，某饮食公司进行了税务登记，主要从事餐饮服务。因公司财务账不健全，主管税务机关对其实行定额核定征收管理，经营期间公司按税务局确定的税额缴纳了相应税款。2015年12月10日，某地稽查局因他人举报对饮食公司进行税务稽查立案查处。2017年11月23日，稽查局在撤销后重新作出税稽罚〔2017〕2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饮食公司2011年3月22日至2015年11月30日采取虚假的申报手段，少缴税款894624.89元，属于偷税，处以少缴税款一倍的罚款即894624.89元。饮食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因原告财务账务不全，被告对原告采用的是定额核定征收管理模式，其征收方式系被告为其确定，之前一直采用该模式征收，原告均依此及时足额的缴纳了定额核定的税款。之后税务机关依据原告电脑上营业收入与之前的定税存在少缴税款的行为，认定为偷税，作为纳税人的原告主观上有理由认为只需如实缴纳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客观上原告在其电脑中如实记载了自己的营业收入，没有故意设立虚假账簿、隐瞒收入等行为逃避税收征收，被告将此行为认定为偷税并予以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撤销。

最终法院裁判，撤销稽查局作出的稽罚〔2017〕2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三）典型案例二：税务机关自我纠正案

在另一实务案例中，税务机关在内部审理中也采取了审慎态度。

案情简介：纳税人存在违法行为，但涉及企业所得税部分，因账目混乱无法查账，税务机关决定将征收方式由查账征收改为核定征收，并据此补征税款。

处理理由逻辑：税务机关认为，这部分补缴的企业所得税，本质上是“因改变征收方式而产生的税款差异”，而非纳税人直接隐匿导致的查账差额。

结论：税务机关认定该部分补税不定性为偷税，仅进行补税和加收滞纳金处理。

四、深度辨析：结合偷税构成的破局的关键在于“因果关系”、证据链条、与“主观过错予以抗辩

（一）区分“被迫核定”与“依规核定”事先被确定为定额征收、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人，不应申报数据差异被认定为偷税

核定征收作为一种征收方式，是对查账征收的补充。此外，还有定额征收。这种征收方式的前提和必然后果就是申报税款与实际收入不匹配。如果税务机关事先确定了此类征收方式，事后又认为纳税人“虚假申报”，构成偷税，则显然违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例如情形A（依规核定）：一家如个体工商户或小型企业，税务机关自始就认定其为双定户（定期定额征收）。此时，只要纳税人没有超出定额标准一定幅度而未申报调整，其按照定额缴税的行为受到信赖利益保护，即使纳税人某些月份收入多一些，也不应认定为偷税，更不能要求其补缴税款。。

此外，对于那种不应当给予核定征收政策的（例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税务机关事先给予了核定征收政策，事后因为该核定征收本身违法而被撤销的，可以征收其税款，但不能认定为偷税，因为其按照核定的金额纳税的行为受到信赖利益保护，即使其信赖的行政行为违法。

情形B（被迫核定）：企业本应建账，但为了逃避监管，故意销毁账簿、拒不提供资料，导致税务机关被迫启动核定程序。此时，核定是计算损失的手段，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构成要件，存在被认定为偷税的可能。

（二）区分“收入隐匿”与“成本不清”的违法企业因账簿混乱，导致收入、成本均不能准确核算引发“虚假申报”的指控，不应认为是偷税焦点

“虚假申报”指的是纳税人故意不进行准确的纳税申报，但实践中，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成本、收入混乱，资金往来不规范，企业资金与投资人资金混同等情形，导致企业少计如收入，或者虽然收入大体上能够核算，但是因为成本资料无法核算，发票遗失，则其纳税申报自然不准确。但从性质上来说，属于过失。税务机关对其进行核定征收，1.隐匿收入型：无论成本是否核定，收入端证据（如银行流水、上下游链条）若查实，偷税定性难以推翻。例如，隐匿1000万元收入，按核定率10%计算补税25万元，该差额可能被直接认定为偷税。

2.成本不清型：企业如实申报收入，仅因发票混乱、成本无法核实被核定。此时，少缴税款源于“计算公式变更”（从收入－成本转为收入×核定率），而非主观隐匿，不应认为是偷税。。可抗辩为过失，争取撤销偷税定性。

（三）证据链条的审查：核定率的“或然性”与处罚比例原则

核定应税所得率往往基于行业平均，带有主观判断。若税务机关无法提供具体测算依据，企业可以质疑其作为处罚基石的确定性，主张违反比例原则。

此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由于核定征收的税款数额属于作出偷税处罚的必要依据，该金额必须明确。如果不能明确，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虽然可以定性为偷税，但无法确定处罚金额。

五、律师建议：企业面临此类稽查的应对之道

当企业遭遇税务机关在核定征收基础上拟定性偷税时，应从以下几个维度构建防御体系：

（一）溯源征收方式的合法性与历史沿革

首先核实企业当前的核定征收状态是如何形成的。是税务机关主动认定的？还是企业申请的？如果企业一直严格执行税务机关的核定决定，且未违反《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等规定中关于“经营额超标需申报调整”的义务，则应主张信赖保护原则，由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不应追溯认定偷税。

（二）阻断“主观故意”的认定

偷税是故意违法行为。企业应重点举证证明账目混乱是由于管理能力不足、会计人员更迭、历史遗留问题等过失性因素导致，而非为了逃避税款而故意“做乱”账目。引用前述反方观点的判例，主张在核定征收模式下，纳税人缺乏隐匿的主观动力。

（三）质疑处罚证据金额的“确定性”

如果税务机关依据核定率计算出的税款来处以罚款，企业可以从两个方便进行质疑：首先是该“核定率”的准确性，是否足以作为行政处罚的基石；其次是对核定结果是否符合“证据确凿”条件的质疑。

核定本身带有推测性质，用推测的结果作为处罚（特别是高倍数罚款）的依据，违反行政处罚法对证据确凿、事实充分的规定。特别是如果核定的结果显著违背客观实际，则同时还可能违反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和处罚法定原则。

（四）争取“只补不罚”的定性

在沟通中，可以参考前述典型案例2的思路，主张将补缴税款定性为“因征收方式调整导致的补税”。即承认应补缴税款（因核定计算出的税负高于原申报），但坚决否认该差额属于偷税后果，争取只补税及滞纳金，免于行政处罚。

六、结语

“核定征收”不应成为逃税的避风港，也不应成为税务机关随意行使处罚权的模糊地带。在“以数治税”的监管环境下，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账簿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税务合规的底线。一旦陷入“被迫核定”的境地，企业将丧失税务处理的主动权，此时能否避免被定性为“偷税”，全看能否在法律与事实的夹缝中，证明自己“由于能力不足而非主观恶意”造成的账务混乱。

本文作者：伟德博彩官网德app律师事务所朱海峰律师